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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崇尚玉器的社会，流传至今的这四片汉代白玉保留着尚未深的原状，反映了汉代制玉工艺的高超。玉片上汉代玉工随手写出的墨书文字，展现了当时通用文字书写的本相，也是我们了解汉代玉器流程的珍贵。周原遗址是西周的都城周。周原凤雏甲组基址是都城内的宗庙。根据"左祖右社"原则，甲组基址右边与甲组基址有墙隔的乙组基址应是社宫。新发现的位于甲组和乙组基址南4米的凤雏三号基址，周原凤雏甲骨文称"天位"，金文称"天室"，后世称为"圜丘"，主要功能是祭天。"圜"，回也；"四方高，下"谓之"丘"。凤雏三号基址正像四方夯土台基高，庭院低下的"回"字形基址。庭院中长方形的铺石遗迹是祭天的坛位。铺石北侧的大型长方体灰色砂岩立石，残高1.89米，大部分和底座埋在地下，象征"地"。残存的顶部平坦，顶上再加一块黑灰色岩石，应是表示山巅之"巅"的象形，巅借为天。立石应是天与地连通的象征物。立石与铺石组成祭天、祭地的"天位"。庭院中心的1余处踩踏面，是周王西向面对铺石、立石的"天位"标志物祭天时所站立的位置。祭天的主要仪式是烟祀，即置牲"玉帛""珪宝"于积柴上而烧之。庭院中若干处烧红的硬面是烟祀的遗迹。出土遗物中的玉器、绿松石片、海贝、漆器、金箔等珍宝之物即祭天时所用的"玉帛""珪宝"。出土的原始瓷和陶器即祭天所用的"陶匏"。凤雏三号基址以南出土的车部件镶嵌绿松石的马车，应是天子祭天所乘的"玉路"。现藏于 博物馆的《古雪轩图》，系清代乾隆朝皇六子永瑢为其上书房师傅倪承宽所作的山水画卷。此图绘制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时永瑢等诸位皇子及师傅正扈从热河避暑山庄，师生共同欣赏前代画作之余，永瑢应邀完成此作。画卷描绘了倪承宽故乡杭州的"古雪轩"书斋图景，且于画卷诗塘及裱边处，乾隆诸位皇子均有题跋。此件绘画作品，让我们窥视到史书志乘中鲜有记载的皇子与上书房师傅之间真诚的师生关系，是一件兼具艺术与文物价值的珍贵文物。本文力图通过对上书房择选授业师傅、陪扈热河等相关制度的梳理，结合其他文献，还原《古雪轩图》绘制时的历史背景，探究文物背后的历史价值。此外，本文拟借助永瑢等诸位皇子与师傅互赠诗文书法等交往互动的相关，揭示其时以上书房为中心，业已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文化交游圈。上书房师生诗文书画等日常生活情趣的交流，加之因共同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所结成的共事利益关系，使得这个交游圈得以巩固传承。龟兹文物是中华文明珍贵的历史遗存。世纪末2世纪初，大量龟兹文物被英、俄、法、日、德等国以考察之名掠走，流失海外。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龟兹文物，大部分是沙皇俄国时期别列佐夫斯基考察队和奥尔登堡考察队从龟兹带回，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小部分为苏联在二战胜利后辗转从德国带回，主要为壁画，这些壁画一部分的原始出处为新疆克孜尔石窟。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对龟兹壁画进行了修复，且在少数展览、图录中展示过一些龟兹文物，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利用。流失海外的龟兹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北魏先后定都于平城和洛阳，史学界一般将其分别称为平城期与洛阳期。本文以墓葬中的陶俑为对象，比较了两个时期陶俑的异同之处：一方面随葬陶俑原本是汉文化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陶俑种类以及服饰的变化也显示出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对北魏两个时期的汉化进程及其影响了探讨。清朝建立后，经过顺治和康熙初期的过渡， 日趋承平安定。到康熙中期，满人汉化的程度加深，涌现出一批热衷于汉文化的宗室文人群体，在清初艺坛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博尔都便是其中 典型性的人物之一，他与汉族文人名士往来频繁，交游唱和，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无形中对满汉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前人文献对他的记载往往一笔带过，并多有舛误之处。因此，本文从文献考辨入手，分析文本异同，纠正前人史料谬误，对其生卒年、爵位予以确认。再结合《问亭诗集》与传世作品，以图史互证的方式，力图生动地呈现博尔都与汉族文人画士的交游情景与生活状态，并对其所藏作品予以剖析。"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周年，国民党与国民即始纪念，形成典型的"九一八"纪念话语，其思想内涵主要集中于关注东北以纪念国耻、宣传国耻以凝聚精神、振奋精神以侮救国，其目的在于为 抗战精神动力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纪念话语取得应有的宣传效果。"九一八"纪念有其功能和价值，但不能过于夸大其效能。李衡、李洪钧伯侄为唐代宗室，其墓志以及以往的出土石刻文献，对于唐太祖景皇帝李虎后裔的一枝世系之证实补阙纠谬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文对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六幅墨书题记重新释读，纠正了该墓发掘报告题记录文中的错误，对发掘报告题记录文中的漏字了补释，并对六幅题记的内容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考证。
